大家可能会有点吃惊。姚崇号称一代贤相，原来才当了三年多宰相啊！他做了那么多工作，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被罢免了呢？表面看来，是因为姚崇纵容儿子和下属腐败，而且涉嫌树私恩，搞小集团。但是，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所谓反腐败恐怕只是个借口罢了。事实上，姚崇罢相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
第一，宰相如果专任就不能久任，这是玄宗的行政原则。所谓专任，其实就是大权独揽。姚崇在玄宗一朝担任中书令，虽然名义上还有门下侍中（注：古代官名。为门下省长官。唐代与中书令同为宰相，同秉大政。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、签署章奏，有封驳权，即认为敕令或其他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，可以加封后退回，以示异议。）和他制衡，但是，在姚崇主政时期，担任门下待中的，无论是卢怀慎，还是源乾曜，基本都是伴食宰相。完全不能起到制衡姚崇的作用。同僚唯唯诺诺，不能制约姚崇，话，就会形成过分的权威，就会威胁到皇权。而自从武则天晚年以来，政坛之所以动荡，关键就在于皇权不振。这是唐玄宗从血淋淋的政治斗争中得到的经验教训。要想避免这个问题，只能是采取专任而不久任的原则。宰相专任，就能放手开展工作；任期短，权力就不会失控。这就既发挥宰相的才干，又不会威胁皇权。这时，姚崇已经干了三年多，羽翼丰满，该让他下台了。

姚崇罢相的第二个原因在于，他的历史使命完成了。姚崇的历史使命是什么？用一个词概括，就是拨乱反正。要知道，唐玄宗是在一连串的政变之后开始统治的。面对开元初年百废待兴的局面，姚崇一方面提出“十事要说”作为政治纲领；另一方面则是善于应变，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。为了解决问题，他是阳谋阴谋并用，没有一定之规。按照《新唐书》的说法，这叫做“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”，善于变通，摸着石头过河，在历史转折时期固然可以迅速打开局面；但是，一旦局势稳定下来，国家需要建立稳定的制度时，善变就不再是优点了，反而成了依法行政的障碍。这样一来，以善于权变著称的姚崇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姚崇罢相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玄宗想要树立新的道德形象。如果不是有高瞻远瞩的“十事要说”在上面罩着，姚崇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个小人。他打击政敌、党同伐异、招权纳贿，无论依据哪个时代的标准，也说不上是道德高尚。正因如此，玄宗才让卢怀慎做他的搭档，起到道德表率的作用。可是，开元四年，卢怀慎去世了，这就使得高层道德问题显得更加突出。而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，不仅要有完备而有活力的制度，还要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。官僚，特别是宰相，不仅是行政首脑，也应该是道德表率。可是，以姚崇的性格与为人，显然无法成为这样的表率。这样一来，换宰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
姚崇是唐玄宗真正起用的第一个宰相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大名鼎鼎。但因为有这样三个深层原因，所以，姚崇罢相也就成为必然。

看来，唐玄宗准备换相绝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当政府运转走入正轨的时候，姚崇的历史使命也就已经完成。那么，当我们望着姚崇黯然离去的背影时，又该如何给他一个历史的评价呢？